中国关于针孔摄像头的新闻最近几年开始呈现井喷的趋势。从不断被曝光的酒店等摄像头来看，存在于每个地方的摄像头数量，可能远远超出大众的想象。逐步泛滥的偷拍已经引起中国官方的重视，并开始加强治理。

由于针孔摄像头的极端隐蔽性，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：被发现的摄像头只是冰山一角。并且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，无线摄像头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投入使用。

女性则成为这些偷拍的主要受害者，并发展成为偷拍产业链，而这些受害者因为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拍摄的隐秘性等，很少选择用法律的形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，她们同时忌惮于舆论的“荡妇羞辱”。

对于一些成熟的盗摄者而言，偷拍这个行业，早就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。把视频存盘后，他们将不同的受害者，根据穿着、体态、年龄、身份等特征依次分门别类，明码标价。淫秽团伙通过专业剪辑，视频可以做得和日本成人影片无异。

而这些违法团伙将拍到的东西集中到手里后，其头目便会和收购这些视频和照片的色情网站联系。上传到色情网站后，由网站对这些内容进行评级认定，根据“质量”的高低给头目支付回报。拿到收成后，头目再对旗下成员进行分配。他们不会随意接触外人，和网站的联系基本都是单线控制。大部分酒店对性变态偷拍这件事，都未予以足够重视。这就增加了官方治理的难度。

不少酒店被发现隐蔽的摄像头对入住人员进行偷拍（图源：VCG）

此外，除了偷拍女性，偷拍男性、男童、女童的视频，这几年也蔚然成风。并且往往能卖出更高的价格。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视奸之下，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，未来，危言耸听地说，可能没人能从中幸免。

中共党报《人民日报》此前曾专门发微博，针对偷拍事件，提示女性注意针孔摄像头。 中国官方也有针对这方面的法律条文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第六项的规定，偷窥、偷拍、窃听、散布他人隐私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人民币（1元人民币约合0.15美元）以下罚款。

与偷拍产业链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，五百元的惩罚，看起也只是象征形式的惩罚，本质上，并不能起到惩治的作用。安装一个针孔摄像头，只需要不到10分钟。但意外发现一个针孔摄像头，可能需要耗费数日，或者永远不会被发现。低廉的成本、可忽视的风险背后却是庞大的利益。

在大陆微博、知乎等社交网站上，有网友建议：对这些偷拍者，不仅要处以重刑，而且必须实名公开，戴上电子脚链，才能起到法律的警戒作用。 其实，深受偷拍困扰的国家，并不只有中国，还有日本与韩国等。

据韩国国家警察厅统计，韩国2012年共发生偷拍犯罪案2,400起，2015年飙升至7,623起。2006年，韩国性犯罪案件中仅有3.6%的案件涉及偷拍。2015年，这个数字变成了24.9%。

居住在日本大阪的华人自由撰稿人、时事评论员桥本隆则，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写到了日本的女偷拍师。文中提到，她们可以轻松自如光明正大地进出那些只有女性才能进入的地方：浴室、厕所、试衣间，每一个对于异性有着天然屏障的空间，她们都可以轻松进入，甚至耐心地等受害者在她们可怕的“摄影机”前展示着曼妙的身姿，然后再潇洒地将机器收好，心满意足地走向下一个地点，去寻找心仪的目标。

这些偷拍师一般都有自己的正式职业，从事偷拍这一行当完全是为了赚“外快”，为利益所驱动。 为了改变女性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，日韩两国也做出了部分努力。韩国内阁通过一项法案，禁止在所有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场所安装摄像头或类似设备，违者将被处以最高5000万韩元（1韩元约合0.00089 美元）罚款。 两国防偷拍条例规定，不允许静音拍照。快门声被强制开启。 但这些努力，依旧远远不够。造成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网络性犯罪者们的违法成本之低。而与日韩相比，在中国报案和判刑的比例更低。

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，禁止生产销售偷拍、窃听设备，然而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可以发现，在某些大网站上有“挂羊头卖狗肉”出售偷拍设备的广告，更能在一些相对生僻的站点上看到其明目张胆的宣传和销售。偷拍者拿到设备，并不困难。有的偷拍设备甚至可以量身定制。

不管是酒店，还是其他公共场合，从越来越多的关于偷拍产业的新闻报道来看，中国性犯罪、性变态的繁殖土壤近几年似乎变得肥沃。绝大部分女性受害者不敢报案，忌惮于公共舆论的荡妇羞辱。

社会观念与偷拍带来的巨额收益纠缠在一起，以及社会治理在这方面的不到位，助长着偷拍产业链的发展。而女性，甚至儿童，被偷拍的惊恐可能随时都会伴随着她们，担心自己在被偷拍的视频中“一夜成名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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